1980年至1989年，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是170897人，而1990年至1999年，人数为342058人。这看似是一个“有规模”的市场，但散落在美国各州的华人面孔却对未来有着不一样的考量——拿到“绿卡”的，基本没了回国的打算；留学生则在继续深造和力求稳定工作间徘徊；拿短期签证过去的，不乏“淘金”者，时刻在精确着时间与金钱的等号。
第一次回国
“这些人都排除了，才是我们的受众。”仝亚平从一开始就把目光聚焦在华人身上，她的理想正是找到合适的伙伴，把康宝莱带回中国。
印传单、发广告，这是最初仝亚平让更多华人知道康宝莱的方法，人来熙往的街头，传单常常会发到韩国人、日本人或是越南人手中，不少都被直接扔在街头或是垃圾桶。遇到好奇的，常会问，“你们什么时候去中国？”同样在寻求答案的仝亚平意识到，“拒绝正常，接受是‘不正常’的。”
“大陆消费者对直销、传销都分不清，政策也很严，弄不了的。”尽管她听到的基本是唱衰的声音，但仝亚平决定给自己一个答案，毅然踏上回国拓展事业的航班。
2001年11月，仝亚平回到家乡上海，天气已经开始寒冷，但经济气候却不断趋暖，国内正在等待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功的消息——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此时的仝亚平，正在位于上海淮海路新华联大厦的办公室里，面对一个“没有故事的市场”。
当初，仝亚平正是被那些真实的故事说服，但面对白纸一张的市场，她将如何开头？“国内会有大把人来听，虽然相不相信是另一回事儿。”仝亚平印象中，美国消费者“信就信，不信就绝不会听”，但回国后，好奇者不少，相信者也众多，只是用不了多久就会表现出“相信中的不相信。”仝亚平记得，人们常常会把康宝莱名字记作“宝康莱”，有时寒暄过后便问：“你这个合法么？”仝亚平只能逐一解释，“每天重复几遍。”
但她和伙伴坚信“中国刚加入WTO，人们观念转变需要时间。”不过，努力只延续了3个月，2002年1月，受到不可抗力的影响，致使仝亚平刚刚开展的工作不得不暂缓开展。
自称“承受力很强”的仝亚平不得不又回到了美国，可她面临的却是比空白市场更棘手的现实——周围上千个伙伴中只剩6个还在坚持。本就窄小的圈子中，仝亚平和伙伴的回归被对手解读为“康宝莱在中国行不通”，这让资源的溃散，像一场洪水冲毁一颗颗碎石垒砌的矮墙般轻易。
仝亚平记得，当时只要她们在楼上举行任何会议，客户来了，停车场的车上贴的全是别的公司的传单，“毕竟华人市场那么小，做过的也就是那么些人，竞争非常激烈。”
“沉淀下来的才是认真的，大不了重新慢慢来吧。”伙伴的减少让仝亚平反而觉得有种去伪存真的难得，“其实大部分人是跟随者，看见成功就来了，看见失败就离开。”她晃着杯中的普洱茶感叹到：“就像他们看见杯子里没茶就说没茶了，但我们不同，我们知道茶正在厨房里煮着。”在仝亚平看来，“有领导力的人就是看得比别人更远、更早、更清楚的人。”
重整旗鼓，再次回国
2005年，东方欲晓，获得直销牌照的康宝莱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公司。而经过14个小时国际航班飞行的仝亚平，则选择了青岛的一间60平米的办公室作为第二次回国的开端。依然印了大量的传单，但“拒绝永远一样”，不过面对偌大的中国市场，仝亚平与伙伴们更加成熟了，也更加坚持。“睡眠不足”是家常便饭，出差出到“飞机也坐怕了”，但是也换来了“目测便能知道一个人的体重”这样的“绝活”。渐渐地，康宝莱在这批“初创者”颠倒的昼夜间，于中国的一个个城市渐次铺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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