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败坏了北京乃至中国在世界上的名声。每隔几个月，来自北京的雾霾都会像一块灰白色的飞毯落在1440公里外的日本南部城市福冈，该市市长不得不考虑采取限制幼儿园、托儿所室外活动等措施。礼数周全的韩国人曾在2007年送给中国上万棵树苗，希望中国把树种在沙漠旁阻挡黄沙（沙尘亦是污染颗粒来源之一），中国人接受了这个礼物，但最终把树种在了自己的高速公路旁。
悬浮在空气中的大量污染物阻碍了光线的传递，从空中望去，北京城像是个蒙着一层黄光的蒸笼。
10月28日这次重雾霾天气，北京至少有31条路段陷入瘫痪，路面能见度最好时也不超过2公里，最差时只有200米。这晚9点，一位悲伤的司机先生将电话打进北京交通广播电台的演播厅，称自己快哭了，因为雾太大看不清红绿灯，连闯了四五个，这该咋办？主持人安慰他：“没事，雾大，照不清你的车牌号。”但调节紧张气氛的玩笑，总会被短信平台上蜂拥而来的事故播报打断。在2个小时里，这样的情景至少发生了18次。拥堵状况一直到晚上9点多钟才有所好转，可别高兴得太早，这一天，市政当局首次启动了空气污染蓝色预警，这意味着第二天的雾霾与拥堵会同样严重。
鸽子是证明雾霾对生物呼吸系统造成严重影响的最佳例证，这种气囊发达、进行双重呼吸的鸟类，相比地面活动的人类会吸入更多有毒有害物质。今年10月的一场信鸽比赛恰逢雾霾天，2600羽参赛鸽大多失踪，只有不到500羽艰难飞回，真可谓出类拔萃之辈。和失踪鸽子同样倒霉的还有来自美国的女爵士歌手佩蒂·奥斯汀小姐，这位格莱美获奖歌手来北京后再没能止住咳嗽——她的呼吸道严重感染引发了哮喘，原定于10月18日在北京的演出只得取消。
当能见度低于800米时，跑道灯亦失去应有之效，面对漆黑地面，有30多年飞行经验的飞行员陈戈先生只得发出复飞指令，加大油门将载员177人的“空中客车”A321重新拉起，在附近城市寻找气象条件更好的机场降落。在最近几年里，他已经这么干了至少3次，同期首都机场因雾霾延误、取消或转场的航班至少有1682架次。说句实话，此处已是一个相当危险的降落之地，让陈先生这样的老飞行员在冬季少飞几趟北京，甚至成了他所在航空公司的隐形福利。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将北京的宜居指数定为4.5，接近最糟糕的5。与去年上半年同期相比，今年有6万来北京游玩的外国人选择不在这个城市住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北京列入了“艰苦地区”名单，被派遣至此的员工可以享受“危险津贴”，美国大使馆也为其驻京员工提供了约其工资总额15%的艰苦地区补贴，这意味着在北京工作的危险系数夸张地与阿富汗、伊拉克、尼日利亚等政治不稳定地区相提并论。
荷兰艺术设计师丹·罗斯格德的“无雾之洞”狂想，灵感源于雾霾，在一定意义上，也正象征着北京这座在雾霾中困顿挣扎的超级大都市。它就像一个吸附了希望、绝望、乐观、幻想、贪婪、惊慌、无奈、恐惧、无惧等种种情绪的水泥洞穴，内里挤满了官员、企业家、演员、体育明星、艺术家、环保人士和绝大多数普通人，无需问你身在何处，从事何种职业，收入多少，阶层高低，都必须正视雾霾顽固存在且一视同仁这一事实。
一些研究报告指出，雾霾与死亡率之间的关联越来越强。发表于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显示，在中国人的死亡可能性中，室外空气是顺数第四位杀手。这一年在中国，室外空气颗粒物污染（主要指PM2.5）导致120万人过早死亡，这个数字相当于北京市西城区常住人口的数量；造成超过2500万健康生命年的损失，平摊到13亿人头上，每人要少活7天。
西北风如今是北京摆脱雾霾纠缠的唯一指望。空气质量能有多大程度的改善，全仰仗那阵风刮得是否卖力。但人人心中都明白，靠天办事是件摊手无奈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