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号，微博上说北京西钓鱼台地铁站门口，出现了切糕党强买强卖的行为。看评论，有很多指责的，有很多的误解。
每次看到这种新闻我都特别痛心，强买强卖这种行为本身让人痛心，更痛心的是一些美好的事也不那么美好了。亲爱的阿达西，在你看来，你面前的也许只是一个卖切糕的新疆人；而对于我，他是老乡，我还想着他可能在家那边还有一双儿女，来北京卖切糕是迫于生计。
强买强卖的行为的确不应该，但并不是所有卖切糕的、所有新疆人都是那样的让人避而远之。
前几年，我在“天价切糕”事件期间看到的一篇报道，《南方周末》记者范承刚写的《卖切糕的年轻人》，当时看到了很有感触，也许很多朋友已经看过，今天找出来分享给大家，文章很长，十分希望大家能慢慢地看下去，有一点点的理解就够了。
另外，尊敬的范承刚先生，在没联系上您的情况下就分享了您的文章，还希望能够体谅我对这篇文章的喜爱，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请您尝尝我们的切糕。
克里木是内地庞大切糕售卖队伍的一员。这些城市里的游牧民骑着三轮车、载着沉重的切糕讨生计。
▲南疆不少地方都很贫穷
维族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博士阿不都艾尼曾对北京售卖切糕的维族流动商贩进行调查。他发觉这个特殊群体大多来自经济相对落后、人口众多的南疆农村。其中来自喀什克孜勒博依乡的最多，约有二百至三百人。
“卖糕者”均与克里木有着相似的境遇与特征：家境贫困，汉语能力较差，就业困难。
坚硬的现实
在克里木眼中，家乡和他一样出身的年轻人有着两种命运：要么在贫瘠的土地里刨食，要么在陌生的城市里漂泊。
19岁之前，克里木属于前一种人。1988年，他出生在喀什市伽师县克孜勒博依乡。此后，父亲又陆续生养了3个小孩。一家6口人，守着三亩薄田，以及一间筢子墙围成的土屋。
弟弟们5岁起就下地干活，但贫瘠的土地以及每年80天以上的干旱、扬沙等恶劣天气，让耕作所获少得可怜，这个家庭连修补屋顶的裂缝都无能为力。
▲夏天去若羌的路上恰巧碰到了大风和漫天黄沙
克里木读完初中，就再没去上学。在田地里苦熬5年后，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2006年，伽师县选派220名青年赴天津务工，拉开了喀什地区向内地输出劳动力的大幕，这也是全疆第一次疆外劳务输出。
长久贫困与对财富的渴望，让这个年轻人迫切地想要离开家乡。
第二年，克里木报了名，成为天津一家木板制造厂的员工。
在这家工厂里，克里木每天的工作是操作机器，将实木颗粒混入胶水后压制成木板。每月的工资1100元。一年以后，克里木攒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工资——1万元，抵得上他种5年的地。
金钱冲淡了乡愁，有那么一瞬间，克里木充满了幸福。他把一半的收入——5000块寄回了家，让父亲修葺残屋，把院外土墙改成砖墙。他还告诉16岁的二弟，读完初中也赶紧过来。
政府大批量的劳动人口集体输出，改变了一批年轻人的生活与对自我的定位。至2010年底，伽师县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33.8万人（次），劳务创收达10亿元。克里木所住的工厂宿舍里，也开始出现了MP3、手机以及价格不菲的手表、皮鞋。
然而日复一日，财富迷雾下的坚硬现实却逐渐清晰。漂浮着碎木粉尘的车间里，克里木每天工作12个小时，重复一个动作要上万次；他读不懂一份简单的说明书，叫不出车间主任的名字，也不认识机器上的任何一个英文字母。
这意味着，需要更复杂的工作技能、收入更高的岗位，是他和他的同乡们无法企及的。
这不仅仅是克里木一人的困境。伽师县技能培训中心机电系的教师库图鲁克每年要培训300至400人，为期30天的培训里，最简单的电路维修，最后仅有40%的人能够掌握。
▲因为信仰的原因，同一个清真食堂，每天反复吃着馕、馍馍与挂面。
更难熬的则是孤独。克里木及他的同乡，被安排在一个车间、同一个寝室里、同一个清真食堂，每天反复吃着馕、馍馍与挂面。
积攒着微薄的收入，内心的撕扯却愈发剧烈。一台50元买的收音机，是克里木夜里唯一的慰藉——孤独天线里传来的熟悉乡音，能让他感到安宁。
把小姑娘吓跑了，很难受
克里木在两年的合约期满后，选择离开工厂。自由了的青年，却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不愿回家困在地里；想进入城市，却发觉自己甚至难以填写一张城市的就业申请表。
在天津街头游荡两天后，克里木选择了最后一条路，他来到北京，投奔了老乡——在街头售卖玛仁糖的南疆人。
2008年1月，同乡伊力亚斯收留了克里木。从这个年近40岁、性格剽悍的汉子这里，克里木第一次得知：玛仁糖。这久远年代古老商队的遗产，已成为城市里街边的货品。
早晨9点，克里木与同伴们骑着三轮车，到东直门、中央民族大学等地贩卖，常需要骑行30至40公里。午饭吃自带的馕，或是到拉面馆吃碗拉面。
夜晚9点，他们相约返回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家，由于收入微薄与租房困难，多是四五个人，挤在10平米大小的小屋或地下室。租金500至800元，大都破旧、潮湿，且无法供暖。
克里木常要在寒风中站上一天，他被城管抓过十多次。每次车与切糕被一股脑没收，需要缴纳300至500元，等上15天才能取回。
对于克里木来说，更大的痛苦则在于语言。每次当他站在街头，用蹩脚的普通话叫卖时，人们总会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他。
与顾客讨价还价，直率却口讷的他只能挥舞着手比划，这曾经吓跑了一个小女孩，“很难受。”克里木初中时的汉语课老师，自己的汉语就说得磕磕巴巴。
偷窃与强卖的确在一部分人中存在，而对辛苦打拼的克里木们来说，较低的文化水平与生活阶层则是这个群体的形象滑向负面的加速器。他们不善言说、传统习惯与内地迥异、难以或者干脆不愿沟通导致新疆农村年轻人很难在内地被接纳。
如今在喀什街头，仍随处可见到切糕。在发源地，切糕保持着朴素而原始的售卖方式——商贩们将切糕切成2厘米宽的大小，整齐摆放，并按照不同的干果种类明码标价：核桃7元1块，杏仁5元1块，瓜子、花生等则1元1块。
▲街头卖切糕的店铺
然而当切糕进入城市，却发生了奇异而微妙的变化：原先的切糕，均是使用云南个小仁白的核桃，再用木板压得紧实。最近几年，每斤核桃由20元涨到了45元，制作者只能使用花生代替，只在表面铺一层薄薄的核桃。
切糕的利润随之降低，那糖稀裹着核桃的“玛仁糖”呢，那渗入唇齿的香甜呢？没有了，它们现在只有一个硬邦邦的名字：“切糕”。
克里木感到失落：他们的货物日益令“城里人”谈之色变——分量足，价格高，小小一块就价钱不菲；另一方面，确实有一部分人强买强卖，破坏了规则。
2011年，克里木还是放弃了生意，回到了家乡。家乡已经在缓慢地改变：2010年5月，喀什设立经济特区，大量的援建项目随之进入。
克里木从北京回到喀什的这一年，恰是新疆首个“民生建设年”。他回到了伽师县，在一家建筑公司干起了泥瓦工，一个月挣1500元至2000元，并不比卖切糕多，但这已是他漂泊五年后能找到的最好的生活：“至少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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